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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与中国科学技术

导读:佛教与中国科学技术中国佛学院讲师道坚  (一)佛教与医药卫生学  佛教医药学属于五明之一的医方明,佛典《增一阿含经》卷十二、《金光明经》卷三《除病品》、《法华经》卷五《良医喻》等,载有医药学知识,可以窥见佛教医药学的大概。佛教有关僧尼受戒、安居等行持规定的“二十犍度”中,第七项“药犍度”(又称医药法)详载比丘患病的种类、对治诸病的处方、病中饮食调理等种种规定。唐义净三藏的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举出“八...

  佛教与中国科学技术

  中国佛学院讲师道坚

  (一)佛教与医药卫生学

  佛教医药学属于五明之一的医方明,佛典《增一阿含经》卷十二、《金光明经》卷三《除病品》、《法华经》卷五《良医喻》等,载有医药学知识,可以窥见佛教医药学的大概。佛教有关僧尼受戒、安居等行持规定的“二十犍度”中,第七项“药犍度”(又称医药法)详载比丘患病的种类、对治诸病的处方、病中饮食调理等种种规定。唐义净三藏的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举出“八分医方”,归纳印度古来各种诊察投药方法。

  有关佛教医药学的典籍,《大藏经》所收有关医疗治病典籍有《佛医经》、《疗痔病经》、《咒齿经》、《咒目经》、《咒小儿经》、《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》、《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》、《治禅病秘要经》等。北本《涅槃经》卷八载有切开盲人眼膜所用医学器材“金篦”,其后成为密教法器。西藏大藏经《丹珠尔》中医方明部收录《龙树百治疗法》等数部医书,西藏、蒙古等寺院中,大多还设有医学部,专门以医药学治病救人。

  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,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套医学理论,其中“四大”学说是印度佛教医学理论的总纲。四大学说认为地、水、火、风为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,各具坚、湿、暖、动四种属性,有持、摄、熟、长四大作用。四大又有主观感受到的能造四大和能被感知的所造四大之分。人体也属于四大所成。四大有二种,一是有识四大,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“内五根”;二是无识四大,即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“外五尘”。人身皮肉筋骨属于地大,精血液沫属于水大,体温暖气属于火大,呼吸运动属于风大。四大和合而身生,四大分散而身灭。人死亡后骨肉归地,湿性归水,暖气归火,呼吸归风,从四大所生,还归于四大。人身疾病,多因四大不调所生,这就是四大不调病因说。如《佛说佛医经》中说:“风增气起,火增热起,水增寒起,土增力盛。”因此,佛教四大学说为医学生理、病理、治疗理论的总括。

  随着佛法而东流,耆婆和龙树等著名医学奇术也传入中国。如《奈女耆域因缘经》,说耆域与佛同时,医技如神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有由僧人译述的印度医书十一种,其中有《耆婆所述仙命论方》。中国古代医学家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录有耆婆仙方十余个。耆婆医学理论对于改变孙氏的取药原则、组方规矩等方面有重要意义。并通过孙氏的医学著作,影响后世医学,开唐以后一代医风。

  龙树为公元3世纪时印度高僧,为大乘中观派的创立者。他修订过印度医学外科经典《妙闻集》,尤以医学著名。在中国,龙树以眼科闻名于世,称之为“龙树眼论”。其中金针拨内障法最为著名,此法源自印度,而早在印度失传,在中国则大有发展。

  佛教的传入也影响到中国的卫生习俗,其中重大的典例为刷牙洁齿和净身洗浴的习俗。中国以前虽有漱口、沐浴的习惯,但不如印度那么重视,且在佛教中被赋予神圣的意义。刷牙之法,在中国源自扬技揩齿。刷牙在印度佛教是嚼齿木,即以苦涩辛辣树木为木片,长八至十二指,粗如小指的木片、枝条即可。嚼齿木不但能洁净牙齿,还有现在“药物牙膏”的作用。后来中国医生吸取佛教的嚼齿木,发展成为辽代的粗毛牙刷,成为民众良好的卫生习俗。在恒河中沐浴在印度有特定的宗教意义,即通过洗涤的活动,得到精神和生理的净化目的。随着佛教传入中国,佛教的良好卫生习惯也传入中国,如《诸佛福田经》非常强调建造浴池圊园积聚功德。浴池是公众沐浴场所,圊园即公共厕所。这些公众福利性质的卫生设施对中国卫生事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
  影响中国医学最深刻的,当推“轮回报应”思想衍生出来的佛教医学伦理道德准则。佛教医学伦理道德准则当有三条基本原则:一是大悲为首,慈悲喜舍。二是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。三是自利利他,自自觉觉他。这一基本精神在唐代名医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中有专门的论述。他还吸取佛教“不杀生”的戒律观,主张济生不能以杀生为代价。

  还有佛教的养生论、禅学对中国古代的医疗、养生、健身和开发智慧有密切关连。禅定能使人断除烦恼,淡化欲念,纯净思虑,安适身心,自然能治病健身。西藏密宗的瑜伽修炼有益于养生,在僧人的推动下,藏医藏药有独特的疗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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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佛教与印刷术

  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、发展和推广应用,都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。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,都是佛教的经书。

 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,东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大多提倡佛教。隋文帝开皇年间(581-600),政府下令大修寺院,雕造佛像,抄写佛经,使佛教的发展盛况空前。由于佛教信徒增多,对佛教宣传品的需求量大增,人们极需一种能快速、大量制造佛教宣传品的方法,这就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。

  早期佛教印刷品只是将佛像雕在木板上,进行大批量的印刷。唐末冯贽在《云仙散录》中载,贞观十九年(645)之后,“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,施于四众,每岁五驮无余”。这是最早关于佛教印刷的记载,印刷品只是一张佛像,而且每年都要印很大的批量。

 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,是1966年发现于韩国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的一卷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》。经卷纸幅共长610厘米,高5.7厘米,上下单边,画有界线。每行多为八字,行高3.5厘米。全卷用楮纸十二张印刷,裱成一卷,卷首末有木轴,两端涂以朱漆。经文为楷书写经体,字上有明显的木纹,刀法工整。研究证明这件印刷品当为我国唐代之物,印度年代约为705~751年。在玄奘时代还只能印刷单面的佛像,而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,已能印刷整卷佛经,并装帧成卷轴。

  另一件是耿著名的唐代佛教印刷品,是雕版印刷、卷轴装订的《金刚经》,本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石室,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中。该印刷品由七个印张裱贴而成,卷长16尺,高1尺,卷首为一插图,画面为释迦牟尼佛在给孤独园莲花座上,对长老须菩提说法的场景。座前一几,上供养法器,长老须菩提偏袒右肩,右膝着地合掌,呈起问之状。佛顶左右,飞天旋绕,二金刚守护佛座两侧。插图后为经文,卷末刻印有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”一行文字。这件印刷品的雕版、印刷质量十分精美。插图画面的刻版刀法娴熟,线条自然流畅,人物及衣褶简劲,须菩提古老苍劲,虬筋外露,意态生动。说明当时印刷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。佛教印刷是唐代印刷的主体,它的发展也促进了其它类书籍的印刷,使印刷业逐渐地推广到各地。

  宋代佛教的印刷有了一个飞跃,印刷规模大增,分布更为广泛,不但寺院刻印佛经,一些印刷作坊也参加了刻经事业;政府也拿出奖金来支持刻经事业,如开宝四年(971)政府派遣高品、张从信到成都负责雕印藏经,历时12年才完成,共雕版13万块。这部藏经被称为《开宝藏》或《蜀藏》,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印刷的规模最大的佛教类书。《开宝藏》印成后,分藏于南北各大寺院,并赠送西夏、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。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印刷,开创了宋代印刷业的先例,对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同时,对邻邦朝鲜、日本等国的印刷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  自从《开宝藏》的印刷后,历代刻藏事业就成了中国印刷业的重要事业。如南宋中期的《碛砂藏》,由法忠禅师主持,刻于江苏吴县南境陈湖中的碛砂延圣院,历时91年才刻完。《碛砂藏》共6312卷,收录佛经1521种。崇宁年间,江苏地区刻印的《陀罗尼经》,是一种以图为主,以文为辅,是图文并茂的佛教宣传品,由于以全新的版式面世,深受民众的欢迎,并对后来的插图书籍有一定的影响。

  此后,中国藏经印刻事业陆续兴起。宋朝计有:辽版《契丹藏》、金版《赵城藏》、福州版《万寿藏》、《毗卢藏》、湖州版的《圆觉藏》、《资福藏》、《碛砂藏》等。元代根据宋本印行藏经,有《普宁藏》与《弘法藏》两种,元末兵乱,藏经烧失殆尽。明太祖洪武年间,集硕德于蒋山,点校藏经,刊刻《洪武南藏》。明代另有《北藏》、楞严寺版、报恩寺版等。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(1735~1738),以《北藏》为底本,复加新籍,刊刻《龙藏》。以后尚有《频伽藏》、《百衲藏》等。

  佛教在历史上雕刻藏经有二十多种,散刻佛教宣传品更是难以统计。总之,因为中国佛教最早使用印刷术,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是有一定贡献的。正是佛教界对印刷术的积极应用和创新,才使印刷技术得以延续和提高。

  (三)佛教与天文、地理和历史学

  在中国天文学领域,佛教有不少贡献。三国吴竺律炎、支谦共译的《摩登伽经》二卷,《大集经》的《日藏分》及《月藏分》等,都是佛教天文学经典。其所载历法中,有印度历法所无而富于西方天文学知识的十二宫、七曜的制度,又将春分点置于岁首的历法。佛教天文学将二十八宿配属于四方,显然是受中国的影响。此外,《立世阿毗昙论》与《大智度论》内,零星介绍印度古来有关闰月的安排方法及以星宿月为首的四个月名,也是弥足珍贵的文献。

  随着中国密教的隆盛,巧妙组合二十八宿与七曜的占星术也非常发达。代表性著作有不空所译的《宿曜经》二卷。在唐代开元年间,有中国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一行大师(682~727)所撰的《七曜星辰别行法》和《梵天火罗九曜》、西天竺僧人金俱吒所撰《七曜攘灾决》、金刚智所译《北斗七星念诵仪轨经》等。

  天文学家杨景风是密宗僧人不空大师的学生,他在西元764年提到取用印度历法,可知五大行星运行时所经过的“宿”。当时在天文院任职的有三户印度天文历法专家,即迦叶、瞿昙和鸠摩罗。(参看李约瑟着《中国之科学与文明》卷三第二十章)此中迦叶氏一位成员,编制了西元665年的历法表。瞿昙家族则编制了西元697至698年的历法。最著名的是瞿昙悉达,他在西元729年编纂了《开元占经》一书,将印度历法翻译过来,并在该书中搜罗了不少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史料,堪称为自印度来华中最伟大之天文学家。至于鸠摩罗家族,则与一行大师有密切的关系。

  由于一行大师在数学方面的著作已全部失传,因此我们很难知道他在数学理论上的成就。据说他曾经推算出中国棋子纵横排列十七行的全部着法。又组织过探险队远渡南洋观测中国所看不到的南部星空。从他们的观测和所绘的星图,可以知悉他们曾南至苏门答腊的末端。更重要的是一项由一行大师所领导测量中国纬度的计划,他与同伴们由山西省万里长城附近直至中南半岛,共约三千五百多公里内设立九个测量站,利用一支八尺长的测量尺,记录太阳分别在夏至和冬至日的投影,藉此来判别各站的正确纬度。但改撰《天元大衍历经》,续成《魏书·天文志》,在世界上第一次算出子午线的长度等,为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  我国僧人来往于丝绸之路,见识广阔,其游记域志对中国和亚洲地理学、历史学作出过重大贡献。如法显的《佛国记》,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,为中外学界所推崇。对于历史学来说,中国佛教学者素来重视历史,历代所传佛教史书浩瀚广博,属纪传体类型的,有梁代宝唱的《名僧传》、慧皎《高僧传》等;属编年体的,有宋代志磐的《佛祖统纪》、元代念常的《佛祖历代通载》等;属于纪事体的,有宋朝赞宁的《大宋僧史略》等。此外,隋代灌顶的《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》、唐代冥详的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》等别传,都可以作为史书的补助资料。又如记载佛教一宗相承的纪传,有唐代海云的两部《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》、宋代道原的《景德传灯录》等。有关一经或一宗信仰的杂传集,有唐代惠详的《弘赞法华传》、法藏的《华严经传记》、宋代戒珠的《净土往生传》等。感应传记方面,有宋代非浊的《三宝感应要略录》等。其他还有梁代僧祐的《弘明集》等佛教史专题资料。这些资料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史料。

  (四)佛教与园林种植学

  佛教寺院的园林艺术发达,对中国园圃种植业有很大的贡献,其不仅林木花果种类繁多,而且引进国外新品种,培植奇花异木、菜疏药草,并向社会推广,如茶叶种植业的发展,僧人便有很大的功劳。

  佛教园林为中国三大园林(皇家园林、私家园林、寺院园林)之一。皇家园林为皇王独有,私家园林为家族所有,只有佛寺园林才面向人民大众,是真正公益性的公共园林。一般佛寺中都要大量种植树木,有的寺内还建有水池,池清水碧,群鱼游弋,莲映霞色,鸟鸣昼荫,令人怡神爽心,顿滤杂思。山野间的佛殿僧舍往往因山就水,架岩跨涧,布局上讲究曲折幽致、高低错落。因此,一座佛寺便是一处美丽的景观园林,寺园交相生色,风景如画,游人如织。

  中国佛寺园林建设较早,如东晋太元年间(376-396),慧远大师在庐山营造东林寺,“却负香炉之峰,傍带瀑布之壑;仍石垒基,即松载沟,森树烟凝,石径苔生”。(梁慧皎《高僧传·慧远传》)依山建寺,取自然山水和人工园林的和协,开佛教园林之先河。据《洛阳伽蓝记》载,当时北魏洛阳寺院园林已初具大成。如景乐寺“堂庞周环,曲房连接,轻条佛户,花蕊被庭”,正始寺“高林对牖,青松绿柽,连枝交映”,永明寺“房庑连亘,一千余间。庭列修竹,檐佛高松,奇花异草,骈阗阶砌”。自此,在自然风景秀美之处建佛寺,于佛寺中植卉栽葩之风历代不息,园林种植已经成为佛教传达慈悲济世精神的一个方便法门。

  到了两晋、南北朝时,佛教徒盛行“舍宅为寺”,许多达官贵人捐献出邸宅为佛寺。这些官署或宅第,原本都是较好的私家园林,在经过佛教徒的修治,碧瓦红墙,高阁白塔,人文与山水自然交融。这种融私家园林与佛寺园林为一体的艺术形态,具有更为精湛的园林艺术,对中国园林艺术有很大的贡献。如《桐桥倚棹录》载,晋威和二年(327),王珣与弟王珉,舍别墅建虎丘寺,其寺经过佛教徒的经营,遂为吴中第一胜景。

  由于佛教园林选址自由,或大道广衢,或名山大川,往往山青水秀,景色幽雅。不同特色的风景地貌,给佛寺园林提供了不同特征的构景素材和环境意蕴。佛教园林一般与宗教活动场所、生活供应区融而为一。宗教活动区由殿堂、塔、阁组成,为寺院的中心位置,采用四合院或廊院格局,以对称规整、封闭静态的究竟,表现宗教的神圣气氛。布局上有院落式、廊院式、天井式、曲尺式、散点式和集锦式等六种群体组合方式。佛教园林一般根据地理环境运用这些组合,随意点染自然,使建筑与园林相映成趣,成为佛教法事活动的有机部分。

  佛教寺院除了对奇花异卉等园林种植外,还提倡饮茶,也重视种植茶树,采制茶叶。许多寺院都建有茶园,种植和制作名茶。如碧螺春(碧萝春)茶,产于江苏洞庭山碧萝峰,沸汤清澈鲜绿,原名“水月茶”,是洞庭山水月院僧人道先制作的。乌龙茶的始祖福建武夷山的“武夷岩方茶”,在宋元以来以武夷寺僧人制作的最佳。明代僧人制作的“大方茶”,是安徽南部“屯绿茶”的前身。现在我国的许多名茶,最初都产于寺院。相传,具有特殊保味功能的紫砂陶壶,也是明代江苏南部宜兴金沙寺的一位老僧人创制的。写出世界上最早茶叶专著《茶经》的陆羽,就是出身于寺院,一生也多寄居寺院。《茶经》就是他遍游名山古刹,广泛吸取僧人制茶饮茶方法,加以总结的成果。

 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,对民间饮茶风俗产生重大影响。唐代封演在《封氏闻见记》载:“(唐)开元中,泰山灵岩寺有隆魔师大兴禅教,学禅务于不寐,又不餐食,皆许其饮茶。人自怀挟,到处煮饮。从此转相仿效,遂成风俗。”寺僧饮茶风气,蔓延而成为北方民间的普遍风俗。宋代著名的浙江余杭径山寺,经常举行由大众参加的茶宴,进行品尝、鉴定各种茶叶质量的“斗茶”活动,还发明了把茶叶幼嫩芽碾成粉末,用开水冲泡的“点茶法”。这对于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有着重大作用。

  【思考题】1、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?

  2、什么是佛教伦理学?

  3、佛教戒律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异同?

  4、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?

  5、佛教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有哪些?

  6、什么是佛教艺术?

  7、请简述佛教艺术在中国艺术中的作用?

  8、佛教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有哪些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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